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共识ModiglianiandBrumberg，Hl在其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出，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会增加社会整体的养老负担，加之老年人的负储蓄状态，会导致储蓄率的降低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袁志刚，宋铮基于两期叠代模型，研究最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目前的储蓄率已超过黄金储蓄率，且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导致国民储蓄率增高，致使储蓄率高于黄金储蓄律水平，适当降低储蓄率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提高。

王德文等指出了三条人口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渠道。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三个中介，从而得到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关系，同时明确提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汪伟构建了三期叠代模型，单从数理模型研究来看，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但如果赋予中国的参数后，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无法通过成年向老年的代际转移解决。

Zhangetal认为预期寿命延长，理性行为人会提高自己的储蓄动机，从而使社会储蓄率提升，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上升。MasonandLee认为人们会自发的体察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在工作阶段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谋划，进而主动增加储蓄。Bloometal.认为在实际的生活中，如果预期寿命延长时没有鼓励延迟退休的政策，则人们会为了更久的退休期而更多地储蓄。

Bloometal.建立理论模型验证平均寿命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寿命提升可以提高更年龄段人群以及总体的储蓄率。汪伟，艾春荣发现中国老龄化趋势加深与储蓄率的变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经过实证得出正向影响的作用。在后续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提升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基，否则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甚至为负。但与此同时，预期寿命提高会提升老龄化程度，负储蓄与高储蓄率的效用最终会相抵。Lietal.通过跨国面板数据证实上述结论。

史本叶认为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为消费驱动方式，消费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变得日趋重要。陈斌开,陈国进认为老年人比重不断加重对中国住房需求和住房市场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郭熙保进一步指出，消费需求缩减不仅限于房地产市场，汽车、电子通讯产业等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出萎缩状态。杨燕绥等运用1997—2016年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并结合了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测算城镇地区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研究发现，当前居民消费受到老龄化提升的抑制作用。朱勤，魏涛远在区分年龄别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而且依据已得数据测算老龄化对未来消费情况的影响，并定量的测算出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在医疗保健类的消费中，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最大，贡献率达到14.5%,而在食品及医疗保健以外的其他类别消费品中，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抑制作用。总的来说，积极与消极的作用基本抵消，在未来居民消费的总量上来看，老龄化的影响较小。

汪伟，刘玉飞采用微观家庭调查样本数据演算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得出，老龄化程度加深在一定基础上能够改善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但家庭的医疗保健消费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改善消费结构的主要贡献部分，除此之外，家庭文教娱乐、交通通讯等消费支出受到老龄化的影响均为负向。石明明等采用了2010年微观家庭调查的10000多户样本数据，明确了老龄家庭的定义，运用匹配及回归分析的方法，在微观角度上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支出在很多方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负向影响，且影响幅度较大，消费支出整体显著下降。

李中秋认为要重视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不断完善老年人消费市场，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例如研发与老年人相关的生活服务产品，完善养老设施、老年人保健措施，开发老年旅游等。通过打造养老产业链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王勇、周涵基于1991年一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SVAR模型，探究居民收入和人口老龄化受到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冲击，进而分析家庭消费支出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促进家庭消费支出。

黄燕芬等基于2008年一2016年省域的样本数据，建立了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消费支出和住房价格的统一框架，并采用空间系统杜宾模型来验证关系，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有利于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周建军等运用2005年一2016年除西藏外的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和经豪斯曼检验后采用的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与住房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有助于促进住房消费的支出。

杨凡等基于中国社会追踪调查抽样数据，结合K-means聚类方法以及科特勒提出的消费行为模式，最终用回归方法来探究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处理辅助能够使得老年人消费行为模式具有广泛性，并不会出现影响消费结构改进的情况。汪伟等在生产函数中纳入劳动者年龄对生产率影响的因素，实证分析劳动者年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由高到低分别是中青年劳动者、青年劳动者以及中老年劳动者。

李竞博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且最大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在老龄化处于8.65%—8.79%之间。考虑到现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劳动生产率已经受到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抑制作用。冯剑锋等采用1990—2012年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劳动生产率和人口老龄化采用非线性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当今老龄化水平的基础上，老龄化趋势增加能够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刘洋等构建DSGE模型，并将研发资金内生化，得到人口老龄化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资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结论。综上，各位学者对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莫衷一是，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

GalorandWeil建立了长期增长模型，将人口增长内生化，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较高，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Romer，Lucas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关键作用，人力资本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干中学”带来的影响都会促进经济增长。杨建芳等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并采用中国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研究，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受到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很显著。

胡鞍钢等利用C-D函数模型及实证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储蓄率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唐代盛，邓力源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表现为人口质量的提升，进而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并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同斌指出，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增长。许岩等核算了中国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总量人力资本存量，构建了Lucas、Nelson-Phelps作用机制以及联合作用机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人力资本的双作用机制均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且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区别。陈曦等分析有利己动机的内生增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该加大人力资本存量积累，使经济增长得到人口数量红利驱动能够顺利过渡到人口质量红利驱动。刘瑞翔，夏琪琪运用2001年一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运用了时空双固定的SDM模型，并分析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会抑制周围临近省域的经济增长。

程锐等从演化的角度考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人力资本演化分为互补性和动态性两大特征。利用1996年一2015年省域数据，并将1999年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构建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演化对于经济增长呈正向影响。邓翔等基于2003年一2016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向升到峰值，而后转为负向影响。但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效果持续减弱，而人力资本的驱动作用较大。

吕一清等将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放入同一框架中构建理论模型，采用分位数面板回归探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普通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降低，而专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加强。文荣光、王江波运用省域面板数据，将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置入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综上，学者们对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与投资、消费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影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明确的定论。而且鲜有学者把老龄化因素代入到考虑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当中，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制约关系，所以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客观基础上，是否能通过加大同为人口因素的人力资本存量使经济增长可持续，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  鸿飞指财）